图为独资经营的上海禾新医院。中国商务部最新一项通知表示，允许外资在四个自贸区从事人体干细胞等治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允许外资在九个城市设立独资医院。
为了挽回外资，提振中国经济，北京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商务部的一项通知，允许外资在四个自贸区从事人体干细胞等治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允许外资在九个城市设立独资医院。北京为什么选择在此刻开放医疗领域？外资还会对此感兴趣吗？
中国商务部9月7日发布文件表示，将允许在包括首都在内的九个地区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同时允许北京、上海、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四地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
商务部文件说明，这一政策是为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扩大自主开放的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4年，中国卫计委（已撤销）与商务部即联合发布通知，允许外资独资医院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七个地区试点。上海禾新医院、明基医院等都是较早成立的外资独资医院。
卫生健康媒体“健识局”分析，此次将细胞基因治疗领域（CGT，Cell and Gene Therapy）的开放与独资医院共同提出，是因为基因诊断和治疗往往需要依托专门的医院才能开展。这两条政策相辅相成，相当于宣布向全球全面开放CGT行业。
美国马里兰洛约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彬分析说，在大量外资撤出中国的背景下，北京一定要想办法推出新的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医药领域，离民生较近，外资独资医院不需要政府做太大投入，同时可以解决就业、税收和医疗多种问题”，可谓上佳选择。
中国老龄化或也是影响这一政策的因素之一。丁鸿彬说，“人越老就越有医疗需求，而且一旦开放，它基本上赚的也是人民的钱。”
美国华裔经济学者黄大卫则认为，由于大量民生企业都被国企垄断，医疗医药领域是仅存的市场容量较大的行业，药领域对外开放，是北京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同时，医药领域市场。“按照目前公开的数据，中国的医疗、卫生、医药这 一块总的市场容量大概是八万亿人民币左右。对于外商外企来说，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资本市场对此反响最为强烈。9月9日，中国A股医药板块全面上涨，多股涨停。
细胞治疗企业华夏英泰联合创始人赵学强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说，“以前美元基金想控股中国的干细胞和基因领域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也没有人在做，现在就有可能了。” 虽然目前只在四个贸易区/港试点，但是行业内的心理障碍已经被扫除了。
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医院有多重利好。比如资金、与国际接轨的医疗管理制度、资金使用方式及领先的医疗技术等等，对中国医院起到带动作用。同时，也可以服务好港资、台资和其它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可谓一举多得。黄大卫说，“尤其是细胞疗法，干细胞这种疗法，目前比较先进的是美国、日本跟德国等国家，对这个领域的放开，肯定会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全球先进的医疗技术，像特斯拉公司的效应一样，带动上下游的技术和企业。”
图为医务工作者在美国哈佛干细胞研究所的实验室内工作。中国商务部的最新一项通知表示，允许外资在四个自贸区从事人体干细胞等治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美联社图片）
外资如何看待中国此次开放？
黄大卫则认为，中国医疗设备、医药价格在中国的价格往往是中国以外地区的三，五倍甚至十倍，利润空间非常大，会对外资形成比较强烈的吸引力。
他举例说，比如阿斯利康的经典抗肺癌药物“现金奶牛”奥希替尼，在中国的售价2019年是5.1万元人民币，到2023年底降至5580元人民币，降价90%后仍高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售价，分别是566美元和372美元。
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医药科研企业的限制和责任约束力远低于欧美国家，在中国实验的成本也远远低于欧美国家，这都是非常大的利好。“可以说中国的医药实验的乐土。”
从这个角度，黄大卫认为，不排除有些外资企业会受到吸引，立刻跟进。比如德国医疗行业巨头拜耳公司，在二十大后，曾在今年四月陪同德国总理朔尔茨到中国访问。
但丁鸿彬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北京表态之后，还要看细则的推出，才能准确判断中国政府的意图。他说，“有时候100多个章盖下来，有一个章说你不行，就全部结束了。”而医疗行业，涉及到医疗人员的身份资格认定， 医疗保险的使用等多方面，根据以往台资、港资医院的经验，他认为不应过于乐观。
为了吸引外资，中国近日推出了一系列公告及措施。
9月8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2024年《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删除了“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以及“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2个条目，使得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
同一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厦门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也再一次释出信号，主张要替外商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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